2018 年 11 月底，京东遭遇了 “ 至暗时刻 ”。23 日，京东股价最低跌至 19.21 美元，较年初的 50.68 美元，跌幅达到 62.68%。
数天后，徐雷临危受命，带着京东 20 余位核心高管离开北京，去到广东肇庆开会。会议之初，徐雷就撂下了狠话，“ 再这样下去，哥几个别干了 ”。
这让京东的高层们很快形成了共识，变革由此开始。且在同时，“ 去刘强东式管理 ” 也正式被提上日程，京东由此焕发新生。
5 月 15 日，京东发布了 2020Q1 财报。财报显示，报告期内京东实现净营收 1462 亿元，同比增长 20.7%；平台年度活跃用户数达 3.874 亿，环比增加 2540 万。疫情之下，成绩亮眼。
而更让徐雷骄傲的是，6 月 18 日，他带着两位 “ 快递兄弟 ” 共同敲响了港交所的大金锣——刘强东并未出现。当天，京东港股股价上涨 3.5%，报收 234 港元。
但盛世之下，危机仍隐隐攒动。
在外部，京东早已腹背受敌。而在内部，持续扩张的重资产运营模式、依然高企的履约费用率、难以形成生态闭环的各项新业务 ...... 一直在拖累京东前进的步伐。反映在 2020Q1 财报中，京东归母净利润仅为 10.73 亿元，同比下降 85.34%。
此外，据报道，京东旗下三驾马车之一的京东数科即将奔赴科创板上市。其股权结构显示，刘强东持股比例为 14.02%，为公司大股东。且刘强东在 6 月 24 日（卸任 4 个月后）重新担任了京东数科董事长。
事实上，“ 去刘强东化 ” 仅仅是 “ 去刘强东式管理 ”，东哥并未退出过京东的日常运营。据报道，如今他仍每天 8 点出席京东的晨会，听取各部门的汇报。
这不仅让人联想到，徐雷或许只是刘强东的前台影子，东哥从未结束过对京东的掌控。
危局反击
“ 我们的组织能力和行为方式出现了问题：客户为先的价值观被稀释，唯 KPI 论和‘交数’文化盛行，部门墙越来越高，自说自话，没有统一的经营逻辑，对外界变化反应越来越慢，对客户傲慢了。我们由一个行业的颠覆者变成了被挑战者。”在徐雷看来，即便没有 “ 黑天鹅 ” 事件的发生，京东也难逃股价暴跌的噩运。
细化到 2019 年前京东财报的各项数据，懂财帝找到了其中的答案。
首先从 GMV 增速来看，京东自 2014 年上市以来，该数据总体上一直处于下滑态势，增速从 2014 年 Q3 的 111% 下滑至 2018Q4 的 27.5%。
此外，耐人寻味的是，京东在 2017Q3、Q4 两个季度均未在财报中披露 GMV 的数值及增速。但在年报中，京东却宣称 2017 年 GMV 保持高速增长，接近 1.3 万亿元。
其次从营收上看，京东单季度营收增速持续放缓，屡创新低。数据显示，2018Q4 京东的营收增速仅为 22.32%。另外，京东从 2016 年二季度后，便开始用净营收这一概念替代原来的营收数据与增速。
最后从年度活跃用户上看，2018Q3 京东平台活跃用户数甚至出现了负增长。直到 2019 年，京东内部掀起了大变革，该数据才恢复一定的增长速度。
“ 谁不服徐雷，就是不服我。”2018 年 12 月底，被东哥紧急推上前台的徐雷，在京东内部掀起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：京东商城被划分为前台、中台、后台三部分；新成立平台运营业务部、拼购业务部，整合生鲜事业部并入 7 Fresh；徐雷担任轮值 CEO，京东三大事业群从向刘强东汇报，改为向徐雷汇报。
更为细化的是，在徐雷的主导下，京东零售重新确立了 “ 以信赖为基础、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 ” 的经营理念，全面开始推行四大变革和开放战略，NPS（用户体验指数）也再度成为了京东零售新的考核 KPI。
终于，在 2019 年 5 月，京东与微信续约成功的同时，京东一季度的营收、净利润、年度活跃用户等数据指标的增长均摆脱了低迷状态。数据显示，2019Q1 京东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( Non-GAAP ) 净利润同比增长 215% 至 33 亿元，季度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 15%。
但正当京东势头迅猛之时，今年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、蔓延，电商平台与快递行业遭受了沉重打击，但京东却依靠自营平台与物流体系迎来了逆势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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